华盛顿K街,这条离白宫仅几步之遥的街道,挤满了游说公司。 去年,这里花在游说上的钱超过12亿美元。 说客们有个绰号叫“议案杀手”,他们专门帮企业搞定国会,让对客户不利的法案直接消失。
许多说客本身就是前政府高官。 例如,一些前国会税收委员会高级官员在离职后加入游说行业,年薪从公职时期的十几万美元跃升至百万美元级别。他们利用原有关系网协助企业维持税收优惠政策,有研究估计,此类游说活动可能导致联邦税收在多年间损失数十亿美元。 这一切都符合法律规定。
这种官员变说客的现象被称为“旋转门”。 七十年代只有3%的退休议员去做说客,到了九十年代,这个比例飙升到22%。 前国会交通委员会主席的助手离职后开办游说公司,几个月就从大公司赚了上百万。 参议院能源委员会前主席退休后进了儿子的游说公司,客户清一色是能源巨头。
政治献金则是另一种公开的钱权交易。 虽然法律禁止大额捐款,但两党在18个月内就募集了1.15亿美元。 微软在华盛顿设立办公室后立即成为游说大户,同时加入共和党捐款团,单次捐款就达数十万美元。 说客和议员之间心照不宣:游说结束后,募款信就会准时寄到公司。
即使出现明目张胆的收钱行为,也能靠制度漏洞脱身。 尽管存在官员涉嫌腐败的案例,但制度漏洞常使调查难以推进。例如,某些被提名官员在正式就职前接受利益输送,可能规避现行法律对‘公职人员受贿’的定义,导致司法介入受限。部分调查因行政干预或政治压力而终止,引发公众对‘政治迫害’指控的争议。
美国还成了全球腐败分子的避风港。 中国‘百名红通人员’中,有相当一部分曾逃往美国。由于中美之间缺乏引渡条约及美国对政治庇护的宽松解释,部分人员长期滞留,通过匿名空壳公司等方式转移和洗白资产。 他们通过匿名空壳公司洗白赃款,而美国每年新注册的这类公司超过200万家。 美国通过《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》等机制,对涉及腐败的外国官员实施签证限制和资产冻结。然而,相关行政命令允许基于‘国家利益’进行豁免,这一条款在实践中曾被用于放行某些被通缉人物,引发外界对政策执行不一的批评。
这些现象显示,美国的腐败已经系统化、合法化。 游说、政治献金和旋转门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利益交换链条。 权力变现在这里成了一门光明正大的生意,只不过换了个体面的名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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